任弼时等率部回援中央红军长征一事详考

摘要：叶蠖生曾忆述任弼时率部回援中央红军长征一事，却没有交代清楚具体的时间、地点、背景、经过、结果，其他史料或著作亦未记载此事。经考证，这一史事真实可信，具体过程是：1934年10月3—4日，突破黔敌封锁后的红六军团在由贵州黄平向瓮安县猴场的行进中，连续接到已下定决心作战略转移的中革军委发出的3份回援指令。4—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在猴场放弃抢渡乌江计划，转兵掉头会合红二军团，通过5—24日的回援行军和作战最终达到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目的。

1941年至1942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叶蠖生在延安因为工作关系，每星期去看任弼时一次。在任弼时那里，常会有来自原红二方面军的同志聚会。有一次，他们对叶蠖生谈到“一次冒险反复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成功”的往事。叶蠖生认为，率领红六军团西征的任弼时在决策回援中央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严格的组织观念，坚强的党性”，因此对这段谈话记忆深刻，后记入回忆文章《我所听到的遗教》。但叶蠖生没有在文章中详述这段彰显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广大指战员革命精神的重要史事，其他史料、著作等也并没有单独记载这一重要史事。因此，有必要梳理、分析已公开的国、共双方资料，包括档案、电报、报道、战报、回忆等历史文献考证这段军史的真实情况，从而进一步挖掘红六军团在西征路上积淀的宝贵红色基因。

一、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3—4日发出3份回援指令

叶蠖生在文章中叙述了红六军团收到中央回援指令的大概经过：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比中央主力红军早一个多月出发。“等到中央主力红军也突围长征时，两个虽隔着很远的距离，但从无线电指挥中六军团还要担负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任务。”“当六军团有一次刚刚突破封锁线，越出危险地区的时候，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们重新突围，返回去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倘若存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回援指令的话，那其内容必然包含改变红六军团原定行军路线的指示，而中央必然有需要红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想法。因此，判断是否存在回援指令的关键是梳理、分析红六军团西征期间的行军路线，以及其与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23日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湖南中部地区，达到“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等目的。规定第一步的行动路线为：首先，转移至湖南桂东；其次，西进至新田、祁阳、零陵地域；最后，北上“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络”。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部开始西征；沿途不断向中革军委上报敌情、行军路线、作战情况，并损毁敌方碉堡等障碍。9月8日，在广西大埠头以西的车田，任弼时、萧克、王震接到军委补充的火急训令。中革军委认为“七月二十三日训令中规定的六军团第一步的动作，基本上是结束了”，考虑到敌情及地理条件，指令红六军团放弃北上新化、溆浦的原定指示，“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北部的湖南城步、绥宁、武冈山地行动，打击敌人，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20日后，继续西进，从“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北地域，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继而，“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后，“背靠贵州，以吸4日在城步、绥宁一代打击敌人的计划相继落空。15日，没有了解实情的中革军委批评六军团“近日行动与中革军委八日训令不合”，不应过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补充训令指示红六军团减缓进军速度打击敌人，并会合红二军团建立根据地，进一步吸引、调动湘敌。

由车田急进的红六军团在接到训令后，于11日、1早强行军进入贵州地境，更不应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要求其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并于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同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致电中革军委说明原委。17日，红六军团乘虚袭占通道县城；18日，为避免遭敌夹击的危险，报告中革军委拟向贵州前进；19日，中革军委电复同意，强调：在今后的行动中，“不应让敌人将我们压迫到所规定前进路线以西的地域”，“如情况许可时，在途中可稍停留，十月中以前到达新指定的地域就够了”。此处所说新指定的地域即湘西北。10月1日13时半，中革军委电令进至黄平地域的红六军团北上江口：“由黄平经施秉以北之清沙、金蓬场、马鞍山、狗牙向江口县前进。”10月2日晨，红六军团进占老黄平。

从8月7日至10月2日，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基本与中革军委指令保持一致，所以这一时间段的指令不存在改变红六军团原定行军路线的内容。

在湘桂黔敌的四面“围剿”下，红六军团没有按照从黄平北上江口的指令行军，而是计划西进瓮安县猴场抢渡乌江，突破战力薄弱的黔敌阵地迂回至江口。10月3日，任弼时等率部撤离老黄平，4日西进至瓮安县猴场。也就是在任弼时等率部由黄平进至瓮安县猴场的行军中，连续接到3份中革军委紧急指令。3日14时，察觉红六军团意图的中革军委电告，桂敌现向南开动，谍报称“二军团已占印江”，令红六军团速向东北区域的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4日3时，继续电告“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令红六军团依照1日电令速向江口前进与“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12时半，再次电令红六军团趁敌军分散的时机，迅速向江口前进，打击松桃、铜仁附近的黔敌。中革军委的3份电令不但包含有改变红六军团原定行军路线的明确内容，而且显示出中革军委迫切要求红六军团加速会合红二军团的心态。这种急切心态的实质就是需要红六军团策应中共中央、中央红军迫在眉睫的长征。

《周恩来年谱》记载：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聂荣臻也曾回忆，周恩来9月中旬曾告诉回到瑞金的他和林彪“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求做好秘密准备。据中央红军长征计划的主要拟定人李德回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九月底十月初”作出了突围的“最后决定”。也就是说，中革军委10月3—4日向红六军团发出3份紧急指令的时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已下定决心作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之所以反复催促红六军团掉头加速会合红二军团，是因为既需要红六军团会师红二军团在湘西北开辟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立足点，又需要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

据中央红军长征计划的主要拟定人李德回忆，军委8月计划在10月底11月初突围，之所以派遣红六军团会合与中央没有直接联系的红二军团，是因为湘鄂川交接地区是块巩固的根据地，“战略上很重要”，“可以为广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提供很好的立脚点”。按照李德的说法，红六军团的西征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湘赣革命根据地处境危殆的局势，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提供立足点以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萧克则认为红六军团不但承担着为中央红军提供立足点的重任，而且承担着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重任：“中央军委的意图是让红六军团给中央红军打前站”；“中央军委屡次电报指示六军团在凤凰地区建立根据地，主要是便于中央红军突围后有一个立脚点”，“中央军委屡次电报不让六军团过乌江，主要是从中央红军尔后长征方便为前提的”。张子意也赞同萧克的说法：“那时，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搬家式的行动。总目的就是搬家。要红六军团先摆开一个摊子他们好搬过去。一切行动，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且要求机械的执行他的任务，要直接配合，间接配合都不行。总之是要你绝对服从。到湘中的目的是要先摆一个摊子，便于他搬过去。”“到贵州时，不让过乌江，目的是要我们在凤凰地域摆开一个局面，他好搬得去。如过乌江，他就不好搬了”。当时的中央红军也确实是有“搬家”的想法。陈云回忆说：带这样笨重的行装，“以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只是从这一个地方迁徙到别个地方，而不需要经过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大的努力”。杨尚昆也回忆道：“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弼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

由此可见，中革军委确实赋予了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光荣使命。因为红二军团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之间的电报联络中断，所以红六军团在与红二军团会师前实际上要独自承担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重任。因此，中革军委于10月3—4日向红六军团发出的3份紧急指令隐含有需要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想法。

10月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部从猴场转兵东北方向的江口。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甘溪遇伏，陷入敌人的四面“围剿”。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回旋于石阡、镇远、施秉、余庆一带。期间，计划12日分兵行动灵活转移到苏区，但中革军委13日回电明令“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原规定的任务”，遂放弃分兵继续回旋。21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进至印江缠溪；22日3时，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十七师之一部，并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两军会合后，“立告军委，以便受领指示”。并要红二军团报告其部队情况及行动。24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在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一部会师。10月5—24日，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也基本上与中革军委的指令保持一致。

通过以上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只有10月3—4日的3份中央紧急指令内容包含改变红六军团原定行军路线的指示，同时隐含中央需要红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想法，即为回援指令。叶蠖生回忆红六军团是在“刚刚突破封锁线，越出危险地区的时候”收到回援指令的，这也比较符合红六军团进占老黄平前后的实际情形：从10月1日午前10时，考虑黔敌“比起广西、湖南的敌军，战斗力是较弱的，而且人人都是鸦片烟鬼”，容易丧失战斗力，四面临敌的红六军团选择了西面战斗力薄弱的黔敌为突击对象，在滥桥至东坡地段上抢渡大沙河。红六军团战至2日晨一举突破黔敌防堵阵地，并乘胜袭占黄平旧州。

二、任弼时等于1934年10月4日-5日在猴场做出回援决定

叶蠖生在文章中记述了任弼时在收到回援指令后做出的艰难抉择：倘若回去，再穿过追兵集中的突破口一次，就有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被消灭的危险。不回去，便无法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在中央不明敌情的情况下，任弼时没有发电请求中央改变重新突围回去的命令，而是“坚决率部重新突围回去”。那么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和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是否做出过回援决定呢？其它已公开出版的资料并没有直接记载这段历史，因此，必须通过钩沉其他间接史料来判断。

首先，从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以及萧克等人的回忆来看，红六军团确实有抢渡乌江再会合红二军团的原定计划。

1934年9月20日12时，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清水江流域的黎平地区。下午1时，军委电告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可能已经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令其向红二军团活动地区印江、松桃南面地带靠拢以取得联系：“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并指示：“贵敌数量少，战斗力弱，没有与我作战的经验。当与贵州敌人遭遇时，应迅速坚决消灭之，以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此时的红二军团实际正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和酉阳、秀山边界一带进行黔东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工作。

25日，按照原定计划北进至凯寨、孟优地区的红六军团，遭到早有准备的湘敌“堵击”。这时，桂敌又从天柱县的盘杠方向急速增援，西面又有黔敌，沿沅阳河一带，敌人蓄势待劳，而镇远以东又不能徒涉。因此，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战斗，返回大广，准备改由大广西进或南渡清水江再沿江而上，相机北渡沅水河。傍晚，红六军团由凯寨、孟优地区出发，连夜回师。但26日晨抵达大广时，与先期到达、占据有利地形的桂敌遭遇。军团领导考虑到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当即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向西转移。红六军团在大广摆脱敌人后，经高丘、良上、报京、施洞口于30日进至黄平县瓮谷珑。在瓮谷珑，向军委报告大广战斗情况，以及行动计划——“拟向黄平、施秉前进，准备一日在施、黄间渡河”，因为所过地区道路很少，且没有贵州省军用和较详细的地图，少有知二三十里外道路的居民，行军困难，希望军委“以后布置之小地名望指明所靠近之大地名”。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分两路追来，企图压迫红军于乌江畔强行决战，将红六军团“歼灭”于镇远以南，沅阳河与清水江两河之间。

10月1—2日，红六军团抢渡大沙河，突破黔敌防堵阵地，并袭占黄平旧州。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有相关记载：9月30日，“窜平寨新城瓮谷陇黄坳一带，化整为零”，10月1日，“突集全力，人枪数千，猛扑施黄之线，黔军激战终日”，10月2日，“第陷老黄平”；“自一日午前十时战起，至二日拂晓为止，经一昼夜激烈大战”。10月3日，任弼时等率部撤离黄平；4日进抵瓮安县猴场。

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4日进抵瓮安县猴场时，前卫部队已抵孙家渡。计划准备在孙家渡及其以北地区寻找有利渡场渡过乌江，彻底甩掉追堵之敌，然后再向北联络红二军团。萧克曾解释了没有按照军委指定路线行军而是计划抢渡乌江的目的：“我们到乌江时是准备过江，过江后活动区域就大了。寻找二军团的意图始终没有放弃。如果过了乌江，与二军团隔江相望，意图是靠近和寻找他们，不违背与二军团会合的目的。当时，他们的根据地我们还不知道一个确定的位置，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地形目标，譬如‘梵净山’，这样的目标。”敌方资料里记载，“溃退余庆及猴场，图由孙家渡、箐口一带偷渡乌江，出团溪，北窜遵义”，这也可印证红六军团确实有抢渡乌江的计划。10月3日，“窜瓮安县属之老坟嘴，猴场一带，另一股窜余庆”，10月4日，“先头窜至孙家渡，谋渡不成，折窜猴场，拟再由袁家渡箐口，偷渡乌江”。红六军团领导人认为西渡“乌江是容易过的，乌江以西敌人薄弱，便于我军行动”，原本计划灵活地执行军委训令，抢渡乌江后与红二军团会合。这一计划确实是非常明智的。军团长萧克曾遗憾地说：“过了乌江可以避免甘溪一仗，要是过了江，至少可以多保存两千人。”黔、桂两敌当时根本没有与红军拼死决战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不下湖南，不进贵阳就得啦，何必去硬拼呢，部队打光了是不合算的”，“把重兵摆在黔东北及贵阳的四周”，由“黔军远远的追，放出一条路给他们走，他们过四川，上云南我们都听便”。湘敌的想法是“则要阻止这部红军到湘西去与红二军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番号）会师”，“把这部分红军送得离湘桂两省远一点”。因此，避过敌人重点防堵的黔东北，选择抢渡防守相对薄弱的乌江确实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从红六军团行军路线的变化，以及萧克等人的回忆来看，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在收到回援指令后的确做出了放弃抢渡乌江、回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

在中革军委的再三电令下，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放弃抢渡乌江计划，5日，从猴场调头向东北方向的江口前进。贵州瓮安苗族人陈靖，1934年16岁时参加红军，任红六军团宣传队宣传员。他曾回忆当时的行动：“六军团本来是可以在黔南歇脚休整，扩大队伍，补充新鲜血液的。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惊惊慌慌地从赣南向湘西出发时，突然要六军团从黔南掉头向东，不惜一切进军湘西凤凰地区，打开局面为中央红军准备落脚地。于是六军团马不停蹄地离开瓮安，从猴场急速东进，经松坪、木叶井、龙溪进入余庆、石阡，陷入十倍于己的敌人重围之中。”虽然没有公开的史料直接记载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人曾讨论过是否放弃抢渡乌江、回援中央红军，但是相对于比较有把握的抢渡乌江计划，冒着随时遭遇追敌的危险转兵江口方向是一项关乎红六军团命运的重要抉择。当时的任弼时等并没有得到中央红军长征的确切消息，因为直到10月29日，中革军委才电告红六军团“中央红军已向赣南、湘南进军”。从常理上来说，要改变原定的行军计划，以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不可能不对接下来的重要军事行动进行一次慎重的讨论和决策。

即使没有中央指令的明示，没有得到中央红军长征的明确消息，任弼时在收到回援指令时也完全有可能意识到中央红军即将从江西转移，红六军团的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早在红六军团西征前，大家还在思索着红军反“围剿”失利后的行动方向的时候，任弼时就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判断出湘赣红军和中央红军可能要向湖南转移。有一天，他告诉萧克：“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我们湘赣苏区红军也可能转移”。不久，中央指令湘赣红军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任弼时“对中央红军向西的估计就比较肯定了”。9月8日，中央火急指令红六军团在“十月中以前”到达新指定的地域——湘西北。10月3—4日，中革军委又接连发出改变红六军团原定行军路线的指令。任弼时应该能够判断出中央红军即将要做大的战略转移，红六军团需要做出配合行动。红六军团负责密码破译工作的王永浚后来回忆：“在从黄平向石阡方向前进时，军政委员会向军内传达了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西征的战略意图，是为了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并掩护中央红军向西转移。”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曾告诉李贞，红六军团甘溪失利后“在那个地方打转，一方面因为敌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敌人，便利中央红军行动”。这些回忆说明，红六军团领导人在当时已清晰地意识到中央红军即将从江西转移，红六军团的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军团长萧克回忆，虽然当时确实有过乌江会合红二军团的想法，但麻烦的是：“当时，他们的根据地我们还不知道一个确定的位置，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地形目标，譬如‘梵净山’，这样的目标。”[35]红六军团直到占领老黄平时才得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译成中文后“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小，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些”。所以，过乌江意味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才能会合到红二军团。任弼时等也应该意识到抢渡乌江伺机会合红二军团不一定能够在“十月中以前”到达湘西及湘西北地域，从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考虑到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才有可能最终下定决心放弃相对薄弱的乌江防线，冒着遭遇强敌的风险从猴场转兵，径直向东北方向的江口行军，加速会合红二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三、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5日-24日的行军和作战具有回援意义

叶蠖生在文章中记述，任弼时“坚决率部重新突围回去，避开敌人的围攻，完成了中央所给的任务”。那么，红六军团猴场转兵后的行军和作战究竟是否起到了回援中央红军长征的作用呢？

红六军团从猴场转兵后，敌人的部署是怎样的呢？追敌不但没有任何部队向南开动，而且正在策划新的更大规模的“围歼”。廖磊、李觉等敌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判断红六军团难以渡过西、北两面之乌江天险，只要封锁石阡、镇远大道阻止与红二军团会合，就有可能“围歼”红六军团。决定由黔军侯之担部五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入黔的湘、桂两军主力封锁石、镇大道，堵住红军去路，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四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敌人总共动用20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围歼”于石阡以西地区。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敌军星夜紧急调动部队：湘军第五十五旅、独三十二旅及谢明强团推进到石阡及其附近地区；廖磊率第十九师部署在大地方、铁厂、平贯一线；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第五、第六、第十三团和特一团由施秉地区推进到余庆一线展开。三省敌军经过精心策划，张开大网等待红六军团到来。猴场转兵后不久，10月7日，红六军团便在石阡县的甘溪迎面遭遇桂敌，红六军团被敌人截成数段。中央代表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暂时摆脱追敌后曾计划12日分兵行动，灵活转移到苏区。但在明知红六军团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中革军委13日仍回电明令“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原规定的任务”。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遂放弃分兵继续回旋。10月17日晨，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主力复抵甘溪，下午从杜脑山、山里头、干河坝、河口等地到达马桑（厂）坪（午后2时前）。湘敌六十二师与五十二旅分两路“夹击”，夜10时，军团主力从绝岭在当地一老猎户带领下走湾圹、经桶溪，直到尧寨宿营。10月18日，红六军团主力从尧寨到小鸡公进至“离石阡七十里，闵家场八十里”的冷家榜，终于冲出湘桂黔敌包围。湘敌独立三十二旅胡达部关于追堵红六军团战斗详报记载了红六军团17日突破封锁的详细经过。17日午后，谢明强“率第二营即时开赴铁厂，该营于午后五时二十分在风香铺集合，准备向平贯前进时”，得到红六军团已至甘河坝的消息，“即令该营用跑步向马厂坪急进中，行至马厂坪北端高山，天色将黑”。此时，红六军团已先占领马厂坪，“该营各连即行展开攻击前进”，“至六时四十分，遂将马厂坪完全占领”，“天已入暮，地形视察难明”，“遂成相持之势”。“午后九时许，六九四团第一营全部到达马厂坪，旅派该营第一、三两连及机枪两挺，协同谢团驻平贯之一营，向马厂坪前进，两方夹击”，将红六军团截为两段。“一部经盘龙坳向东逃窜，一大部窜回甘河坝附近之高山”。10月18日拂晓，六九五团第一营营长蒋鑫率部追击，后称，向印江方面“窜走”，与贺龙会合。

萧克曾回忆17日的战斗过程：“一天下午，我们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东。”“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17日，在通过夹沟之前，任弼时向军直部队作了动员，在说明当前敌情之后说∶“我们都是土地革命中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要坚决勇敢地打过去。”鼓励指战员：“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过去就是胜利。用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冲过了峡谷就是光明”！红六军团冲出夹沟之后，追敌只能“望尘莫及”了。曾参与“追剿”的湘敌十九师师长李觉回忆说：“我们在石阡、镇远之线，相持了约七、八天。红军有几次在夜间试图过封锁线，都被我们阻止折回。后来在九月底的一个晚上，红军乘雨夜阴暗并得到当地一个老猎人作向导，由石阡以南约四十里处（地名记不起了）的独立旅正面，沿着一条不通人迹的溪沟安全溜出了封锁线。我们在第二天拂晓发现有掉队的红军战士时，才知道红军主力已经过去，离封锁线起码已有二三十里之远。当时除派队跟踪搜索外，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只好在失望之下开始集结。”国共双方资料所记载的这次激战，任弼时也曾对叶蠖生提及，他当时云淡风轻地笑着对叶蠖生说：“差一小时，我们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冲出包围后，任弼时、萧克、王震于24日率领红六军团主力在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一部会师，完成了会合红二军团的战略目的。两军团会师后，迅速深入湘西北，打击敌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曾任红六军团机要科长的龙舒林晚年回忆，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根据地，吸引湘鄂两省敌军主力，减轻中央红军西进阻力”。

由以上的梳理来看，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成功地会合红二军团，完成了中革军委回援指令所规定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红六军团10月5—24日的行军和作战对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应，不仅体现在会合红二军团、开辟根据地从而为中央红军提供立足点这个方面，也体现在为中央红军开辟前进道路，吸引、调动敌人减轻中央红军长征抗敌阻力两个方面。杨尚昆回忆，周恩来曾提到派遣红六军团西征的目的是为中央红军“探路”。如前所述，萧克等人也曾提到红六军团的西征是为了便利中央红军的长征。得知中央红军转移的消息时，“围剿”红六军团的湘敌李觉顿时恍然大悟：“我们才想到前次红六军团之突然向西行动，原来是替中央红军当先遣队，来侦察湘粤桂黔各省情况的。”[47]因此，红六军团10月5—24日的行军和作战实质上也是通过“探路”来回援中央红军长征。

红六军团10月5—24日的行军和作战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吸引、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抗敌的阻力。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六军团在甘溪一役付出了惨痛代价，许多指战员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不痛惜。老红军戚元德在遗稿中写道：“红六军团近万人的大部队突围后伤亡惨重，仅幸存3300余人。”谭天哲将军回忆道：“甘溪地区的这一战斗，我红六军团共计损失1400余人。甘溪之战是我一生经历过的最难以忘怀的揪心之痛，多少好战友都牺牲了。”甘溪一役后，红六军团面临被“围歼”的极度危险的境地，仍不忘通过自身的回旋在转战突围中吸引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正如王震所说，红六军团甘溪失利后的转战回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吸引敌人，便利中央红军行动”。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红六军团的回援行动确实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了湘省大量敌军，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压力。

曾任红六军团机要科长的龙舒林回忆，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红二军团的行动基本实现了“借以调动‘围剿’湘赣边区的敌军主力部队尾追六军团，便于中央红军突破赣江防线实行战略转移（红六军团8月转移，中央红军10月渡过赣江西进）”的战略任务。这一说法是完全符合史实的。10月18日，蒋介石才得知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进，遂仓促命令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布防阻击，并令第六路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追击。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大庾、崇义间西进。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顺利离开中央苏区。得知中央红军有入湘之势的何健深感“湘南兵单”，22日急令在贵州石阡的李觉部“回湘增防”。李觉曾回忆：“由石阡到祁阳，通常最快也得半月时间，但格于命令，我们只好尽速前进。待赶到芷江，知道闽赣边区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集中，准备突围北上抗日。”杨尚昆曾回忆：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庾、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入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团；第六十二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红六军团5—24日的回援行军和作战吸引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4年10月26日，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任弼时肯定红六军团基本完成了援助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任务：“突围的军事行动，在帮助主力红军方面，成为主力红军的先遣队的作用来说，大体上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这个总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4年10月29日，中革军委电告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六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改编数天后应直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的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白秀之敌，向黔敌积极行动”，并告：湘敌将调动大部分兵力抗击向湘南进军的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应利用此时机求得向湖南大发展”。此后，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重任便由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共同承担了。

结语:叶蠖生所回忆的任弼时率部回援中央红军长征一事是真实存在的一段军史。主要过程为：红六军团1934年10月2日，突破黔敌封锁，攻陷黄平旧州（老黄平），后计划抢渡乌江，寻找机会会合红二军团。10月3—4日，由黄平向瓮安县猴场的行进中，连续接到决定作战略转移的中革军委的3份回援指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部4日进抵猴场后，决定放弃西渡或北渡乌江计划，5日转兵东北方向的江口以回援中央红军长征。10月7日，在甘溪遭桂敌伏击，伤亡惨重；17日，在石阡县马桑（厂）坪附近突围；18日，进至冷家榜冲破湘桂黔敌包围；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主力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一部在木黄胜利会师。

回援中央红军长征一事是红六军团西征史上的一段重要史实，是红六军团指战员难以忘怀的记忆。红六军团在回援中央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遭受了重大伤亡，但完成了中共中央指定的任务，达到了会合红二军团等战略目的，通过“探路”、吸引和牵制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这一事件充分展现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广大指战员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敢于担当、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乐观豁达的革命精神！

（作者：任弼时纪念馆馆员任相原、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