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延安与莫斯科的“红色桥梁”任弼时

1938年至1940年，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党内因王明右倾错误出现思想分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存在认知偏差。带着澄清误解、争取支持、巩固团结的核心使命，任弼时以坚定的立场与高超的能力，开展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革命筑牢了国际基础，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不可或缺的“红色桥梁”。

一、全面系统报告，阐明中共抗战路线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彼时，中国抗战正从战略防御向相持阶段过渡，党内因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出现思想混乱，共产国际也因信息闭塞，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存在认知偏差。因此，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向共产国际全面、准确传递地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发展态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方针，扭转王明此前不实汇报造成的认知偏差。

在充分调查与周密准备的基础上，任弼时于1938年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约一万五千字的书面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该报告结构严密、内容充实，系统阐述了抗战整体态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情况、八路军在战场上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以及当前主要工作等重点议题，完整阐明了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确立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为帮助共产国际更全面、直观地把握报告内容，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与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稼祥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并进行了相关的口头阐述与补充说明。他着重强调，中共目前“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统一战线问题，他明确提出需壮大自身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规模，发展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及中共组织，同时以事实论证八路军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共的领导作用，坚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此次发言恰逢共产国际发表“五一宣言”、号召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抗战的关键节点。任弼时同志以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论述，系统阐明了中共立场，使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真实局势和中共的路线方针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扭转了此前的认知偏差，为后续争取国际支持奠定了基础。

1939年，任弼时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

二、赢得关键支持，巩固党内团结统一

任弼时的系统汇报迅速获得共产国际的积极回应，为进一步澄清误解、争取明确支持，他通过共产国际各类会议、私下会谈等多种场合，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及各国共产党代表深入沟通，解答统一战线、敌后抗战、国共关系等关键问题，着重阐明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同时划清中共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错误主张的界限，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特别会议，对任弼时所提交的报告予以专门审议。经讨论，会议最终表决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作战的方针予以明确肯定，并赞同其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政治与组织上的自主性原则，从政治层面给予中共中央强有力的支持。

同年7月，王稼祥动身返国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地邀约任弼时与王稼祥举行会谈，其所作指示对维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并强调：“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一表态从组织层面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中共党内团结奠定了重要的国际基础。当月，王稼祥启程返回国内，任弼时随之正式接任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此外，任弼时还积极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寻求国际支持。经其斡旋，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一笔30万美元的专项援助，并由王稼祥负责将其带回延安。这大大缓解了中共当时的财政困境，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抗日武装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1938年9月初，他再次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向国际社会报告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会议重申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批准开除张国焘党籍，并通过声明号召国际社会以舆论声援、募捐及派遣医疗队等方式援华，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抗战的国际支持。

共产国际层面的肯定与政策支持，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关键政治保障。1938年9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在传达国际相关指示时明确指出：“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之后，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意见。同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有效纠正了因王明右倾错误所引发的思想认识与组织建设上的偏差，显著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及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推动全党在政治方向与思想认识上实现高度协同统一。

三、拓展国际宣传，塑造中共抗战形象

作为中共在国际舞台的重要代表，任弼时深刻认识到国际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始终积极借助苏联主流媒体与国际讲坛，全方位宣传中国抗战实况，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为抗战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与支持。为便于开展宣传工作，他以“陈林”为笔名，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等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宣传矩阵。

1938年至1939年间，任弼时以“陈林”为笔名持续发文，系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1938年7月，为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他在《真理报》刊发《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军队需将阵地战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起来的作战策略，同时提醒中国人民全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值得一提的是，当日《真理报》同步刊发中国人民抗战英雄事迹及毛泽东、朱德的合影，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合力，让苏联人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抗战的英勇历程。随后，他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中，深入阐释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指出这一思想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指引”。1939年，他又发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以具体史实和详实数据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与游击战争的发展规模，凸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1934年3月4日，任弼时在《真理报》上发表

《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除个人撰文外，任弼时还高度重视中共领袖思想的国际传播。1939年4月，他安排专人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翻译为俄语，并于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同时，组织人员翻译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在共产国际及苏联各界广泛分发。他还应邀参加“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详细介绍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组织国内赴苏同志共同开展宣传工作。据方志纯回忆：“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和马明方、张子意等人，都分别去做过关于中国革命情况的报告。”这些宣传工作成功唤起了共产国际与苏联民众对中国抗战局势的高度关注，并凝聚了各国革命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广泛共识。之后，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相继赴华，为中国抗战注入了珍贵的国际力量。

四、处理多项实务，服务抗战大局

除核心的政治报告与国际宣传工作外，任弼时在苏联期间还承担了大量繁琐且关键的实际工作，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中国革命事业筑牢了后方基础。

任弼时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的代表证

在苏期间，任弼时始终牵挂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中共同志。1938年，他“将国内派往苏联养病的几十位同志组织起来，创新分为政治、军事两个班，让大家边休养治病边系统学习”。该机构对外虽称疗养院，但实质上是被共产国际称为“中共党校”的学习场所。共产国际负责其事务性工作，而教学工作的核心——方针、计划与大纲的制定，则由任弼时负责，充分彰显了他对同志的深切关怀与高度负责。

理论传播与教材建设方面，任弼时积极助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传播。1938年，他协助苏联外文出版局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并亲自翻译该书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为中苏革命理论的交流学习提供了优质素材。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共产国际内外产生了诸多误解，任弼时迅速部署，组织人员将毛泽东针对国际时局发表的相关谈话文稿译成俄语版本，分别呈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书记处各领导人。随后，共产国际将该文转译为多国语言版本，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并在《共产国际》期刊正式刊载，有效化解了国际范围内因时局变动产生的认知分歧与思想混乱。

任弼时还积极对身处困境的同志伸出援手，为其奔走解难。1938年9月，他听取了在苏联新西伯利亚工作的中共工作人员师哲的个人情况汇报，了解到师哲关于自1925年赴苏后滞留西伯利亚、回国请求被王明驳回，以及近期因故被解职来莫斯科求助的经历后，当即安置师哲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工作，不久又正式调师哲任政治秘书。此外，在任弼时的安排下，因王明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而滞留莫斯科的萧三、韩光、曾赤等同志也都很快回国，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更令人动容的是，任弼时还曾主动为遭受不公待遇的同志纠正历史冤案。1939年初，师哲清理遗留档案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陈郁的多次申诉信，任弼时高度重视，得知陈郁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赴苏后遭诬陷迫害、被发配做工且长期与中央失联的遭遇，立即约见陈郁核实详情，整理材料报送共产国际干部部协调。恰逢周恩来赴苏治伤，任弼时与周恩来商定后，由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监委会提出复议，最终撤销了陈郁的处分，使其能沉冤昭雪。1940年，陈郁、师哲随任弼时、周恩来回国，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结语:1938至1940年，任弼时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用两年光阴架起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红色桥梁”，打通了中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沟通壁垒，既为中国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与物质基础，也推动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任弼时的此次出使，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外交实践和理论宣示，其贡献深远而卓著。

（作者：任弼时纪念馆馆员代海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