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二、六军团会师看贺龙革命精神的内涵
从红二、六军团会师看贺龙革命精神的内涵
任弼时纪念馆馆员 任相原
摘要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是长征史上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是红军长征史上的第一次胜利会师。贺龙对这次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革命精神——“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的观念和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质”，在今天仍有传扬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贺龙；革命精神；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黔东。这次会师的胜利离不开贺龙的重要贡献。因此，历史地、深入地分析贺龙在会师过程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的内涵，可以进一步挖掘这次会师积淀的红色基因，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掘历史底蕴。
一、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根基。贺龙在会师过程中表现出了坚定革命不动摇的理想和信念。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对革命事业受挫的应对中。红三军在长期的游击运动中，之所以没有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贺龙为首的干部具有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1933年8月，“烧巴岩会议”后，贺龙率部游击到宣恩时，突然传来夏曦退出鹤峰，最后剩下的一块湘鄂边苏区也全部丧失的消息，大家心情非常不安。贺龙坚定沉着地对全体指战员讲话说:“全部苏区丧失了，这对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无疑是很痛心的。但是，苏区失了，志不可丧失。我们绝不能因为遭受挫折就惊慌失措，灰心动摇。‘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失去了一个苏区，我们有决心创造个更大的苏区。”贺龙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因而一时的挫折和失败无法动摇他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的鼓舞“驱散了大家心头的阴影，坚定了红军指战员革命到底的信念”。红三军没有失去斗志，而是抖擞精神成功开辟了黔东苏区，从而为两军会师提供了立足点。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对艰苦斗争环境的应对中。王震回忆会师的场景时说：红二军团开辟的黔东苏区为会师提供了一个立脚点，但会师时，红二军团“干部战士的服装七长八短的，腰上拴一根布带，有包帕子的，戴军帽的、有的还留着长长的头发，在武器装备方面有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都有”，“因为这一带的根据地里的老百姓都很贫困、补给成问题”。作为军事首长的贺龙在会师时也是一身农民打扮，“穿一身青粗布农民衣服，赤脚穿双破草鞋”。斗争环境虽然艰苦，但贺龙却坚持到底，丝毫没有动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对两军团胜利会师的信心中。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中被敌人截成几段，相互失去联系。五十一团政委彭林后来回忆说，因与任弼时率领的主力失去联系，很着急。但是刚接应到他们的贺龙安慰道:“同志们，请放心，我们出来时间不长，就找到了李达同志，今天又找到你们，我们一定能找到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红六军团是在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工农红军，一定能冲破千难万险，我们两个军团一定能胜利会师。”第二天，果然若贺龙所料，在梵净山西北方的木黄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贺龙对革命的前途总是充满信心与乐观。
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基因。贺龙在会师过程中表现出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亲自接应红六军团的过程中。红六军团在靠近湘黔交界附近地区时，敌人已经察觉其与红三军会合的计划。1934年10月3日、4日，《西南日报》载，“赤匪肖克、李宗保志在走黔与贺匪会合”。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络的贺龙、关向应二人正是在南腰界小学老师冉懋溶那里得到一份国民党报纸，才得知红六军团有与红三军会合的倾向，经分析后决定：兵分二路，“以游击方式主动出迎”，去“‘撞’六军团”，夏曦则留在根据地主持工作。国民党方面的档案也有相关记载。如10月3日，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通报：“贺匪……，因鉴肖匪被我湘桂黔三省联军围剿，歼灭在即，忽于俭日（9月28日）集其全力，由右翼火烧场附近窜至木黄附近之夕阳坝，企图寻空南窜，接应肖匪。”10月7日，红六军团与桂敌在石阡甘溪街上遭遇，被重创，急待与红三军会师。而此时的敌人更是全力阻止两军会师。10月9日，王家烈紧急电令思南、石阡等20余县县长防堵两军会师：“查该匪迭受重创，拴鹿急兔，势必乱窜图逃，亟应防堵北渡乌江，东联贺匪。” 在10月7日的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一部人员400余人，转战九昼夜寻找红三军，15日终于在沿河县的水田坝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路红三军军部和七师会师。在得知红六军团主力的艰难处境后，尽管孤军深入白区，可能会导致敌人趁虚而入摧毁刚建立起来的黔东苏区和在白区遭遇强敌，贺、关二人还是当机立断：“不惜一切也要把六军团接应回来”。16日，红三军仍兵分两路唱着歌曲《冲上前去保弟兄》急速南下向六军团与敌交战方向搜寻。24日，贺龙等率领的红三军军部和第七师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木黄镇会师。 对于红六军团来说，贺龙的主动接应可谓是“及时雨”。谭天哲回忆：贺龙接应到红六军团主力后，对他说，“我是贺龙，我来接你们来了。”“真如在困境中遇到救星一般”。 两军团的胜利会师使得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1934年11月3日的《新蜀报》社论称其为“极其可惊而又深切值得注意的事件”。明知极有可能与强敌遭遇，但贺龙仍不顾自身安危亲率部队深入白区接应红六军团，彰显出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这种精神表现在对两军团的鼓舞中。在南腰界的会师大会上，贺龙对两军团全体同志们说:“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最后，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励，英勇奋斗，开辟新的局面。在贺龙看来，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是开辟革命新事业的必然要求。 三、顾全大局的观念和意识 顾全大局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贺龙在会师过程中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观念和意识。 这种精神表现在会师后贺龙对红六军团的团结上。贺龙十分关心两支部队的团结。贺龙与任弼时在木黄会师后，随即令红三军军部参谋谷志标派人把喜讯告诉司令部，“要求红三军后勤部与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力量，尽一切可能做好接待远道来南腰界的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准备工作”。在由木黄行军至南腰界的路上，贺龙派人用担架抬着虚弱的任弼时、萧克行军。红六军团在甘溪一战中损失惨重。据贺龙回忆，红六军团“会师会连作饭吃的家具都没有了，马子也都丢光了，很狼狈”。因此，在南腰界召开会师庆祝会时，贺龙对卫生部长贺彪说：“红6军团这次损失很大，要尽最大力量帮助他们，哪怕我们不吃、不用，也要照顾好他们。”还特别交待:“6军团的马匹都丢光了，你从卫生部拨几匹给他们。弼时同志是党内有威望的领导，他的身体不好，你要专门挑一匹好牲口给他。”李达在回忆贺龙对六军团的帮助时说：贺龙、关向应多次指示二军团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照顾好六军团保障好六军团”。二军团的指战员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粮、送肉、送盐，割细软的茅草给红六军团当铺草，给营以下干部配备了马匹，还拨给七、八挺轻机枪。“这些无私的援助，感人至深。”贺龙在红二军团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无私援助红六军团，生动地诠释了从团结的大局出发的观念和意识。 这种精神体现在贺龙对党的领导的坚持上。红二军团由于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政工干部损失严重。会师后，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把红六军团的众多政工干部调入红二军团，帮助恢复党的工作。贺龙随即把这些干部安排在重要岗位上，乃至把红二军团原来的政工干部降级使用，如原是师政委的廖汉生下团去当团政委。据张子意回忆，会师后，贺龙认为任弼时是党中央代表，因而对“中央很尊敬”。因此，红二军团在贺龙、关向应的带领下“都拥护他作为最高政治领导人，来取代夏曦的错误领导”。正是因为贺龙从大局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两支部队没有发生如“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二、六军团会师，亲密友爱团结无隙，毛主席是称赞的。”贺龙回忆过往时也自豪地说：“我们在黔东会师时，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这种精神体现在贺龙坚持接应红六军团的正确决策上。贺龙深知派出主力部队接应红六军团的后果之一就是，红三军辛苦创建的黔东苏区可能会遭到敌人的蚕食。但他目光长远，不计局部之得失。在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时期，黔东苏区遭到敌军李成章等部的进攻，加之夏曦的错误领导，苏区丧失了部分土地、损失了部分武装：“二十个区缩小到十二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三千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然而，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两军团的会师凝聚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11月1日，刘湘关于肖、贺会师给蒋中正等的电报称，“伏查肖贺合股已成事实，燎原之势既成，后患之扰更大”。此后，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有力地证明了贺龙从大局出发，坚持接应红六军团的正确决策。 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贺龙在会师过程中表现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领导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的过程中。红三军创建的黔东苏区为两军会师提供了立足点。正如贺龙所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股。……很狼狈。”而在创建苏区的过程中，贺龙关心群众利益，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印江县的老游击战士汪岱廷回忆：1934年6月15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来到沙子坡。贺龙对汪岱廷说:“土豪们的田地要分给你们，我们是为干人办事的，将来你们一定会过好日子……”（干人，即穷人） 曾参与围剿红二、六军团的万式炯回忆：贺龙“到沿河、印江之间建立苏区，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拥护”。国民党贵州省公安局局长王天锡访问了沙坪的许多农民，一致说红军对劳动人民确实好，“不但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而且把打土豪得的东西分给农民，因此反动派军队要想从农民口中探问红军动态都不肯讲，反动军队的行动却主动地向红军报信”。印江县原苏区一带曾传唱：“贺龙带来红三军，开进贵州济穷人。打土豪来分田地，群众拥护又欢迎。……军民团结一条心，保卫苏区有责任。黔东特区干人笑，红军恩情暖人心。”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不侵犯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亮明了一切为了群众利益的价值立场。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依靠苏区群众支援红六军团的过程中。“区乡成立苏维埃，扛起梭镖跟贺龙”，流传在酉阳县南腰界的红歌生动地传达出了贺龙与苏区群众的紧密联系。贺龙与任弼时1934年10月24日在木黄会师后，随即令红三军军部参谋谷志标标派人把喜讯告诉司令部，“要求红三军后勤部与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力量，尽一切可能做好接待远道来南腰界的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准备工作”。10月26日下午，两支红军部队的八千多名红军战士陆续到达南腰界，驻满了南腰界场镇周围二十里内的村村寨寨。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显朝亲自组织干部在南腰界附近村庄，为红六军团安排驻地，并动员苏区人民腾房让铺，筹粮、送菜、送油盐，让远道来的红六军团指战员吃好、休息好。在贺龙的指示下，红三军依靠群众的力量，顺利完成接待红六军团的光荣任务。 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质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共产党人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贺龙在会师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质。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对夏曦错误问题的批评上。1934年八九月间，红三军在南腰界召开会议，团政委，师宣传队长都参加了会议，主要内容是批评帮助夏曦。会议上，“夏曦不服发了脾气，贺龙同志见夏曦不接受意见也发了脾气”。南腰界会议没有解决夏曦的左倾错误问题。红二、六军团会合后，任弼时在南腰界召开会议，主导了对夏曦错误问题的批判。在斗争夏曦时，贺龙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承认错误，党都给你解散了，党员就只有你、我、小关和芦冬生四个人了。”贺龙问夏曦，“你把党都解散了，你想成立什么党？”鉴于夏曦在湘鄂西和红三军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会议最终决定夏曦不宜担任总的领导职务。贺龙从夏曦在红三军内部造成的惨痛后果这一实际出发，坚决抵制其左倾错误，彰显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质。 这种精神表现在贺龙对两军行动方针等问题的判断上。1934年10月26日下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召集两军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余家桶子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具体讨论了如何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以及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任务等问题。与会同志通过讨论中央指示精神，一致赞同二、六军团会合在一起集中行动的方案。会议接受贺龙同志的建议，决定东征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红六军团原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回忆道：“没有分开行动和没有去陈渠珍的老窝子去是对的。……贺、任、关领导当时没有意见分歧。……去湘西北是贺老总的意见，是在会议上提出来的，贺老总对湘西北地形、民情、敌人了如指掌。记得当时任政委问去打的赢么？贺老总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贺龙认为:“两军坚持只有紧密团结，结成战斗整体，才能巩固发展，战胜敌人。”两军团首长最后一致决定:两军集中行动。正是出于对湘西北敌人势力、群众基础、地理环境，以及两军力量等实际情况的全面考虑，贺龙提出了两军集中行动，深入湘西北开辟根据地的正确意见。
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需要坚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想和信念指引方向，需要敢于斗争的气概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需要顾全大局的观念和意识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需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站稳脚跟，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因此，贺龙在会师过程中留下的精神财富，即他的革命精神——“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的观念和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质”在当下仍然具有传扬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