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11月1日

※1929年11月1日  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李维汉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上海学生运动策略的意见。中央认为，上海的学生运动虽已到复兴时期，但学生单独进行反帝争自由的政治总罢课，策略上是错误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总的路线指导下斗争才能胜利。斗争中要注意各种政治派别的捣乱，要估计到学生思想的动摇性。代表会以后，已罢课的学校，应复课，深入校内斗争。如已罢课的学校继续受当局压迫，则不应强迫它们复课，而应积极予以声援，但并不是要发展到总罢课。共青团不应把总罢课作为唯一策略。会议决定：成立学生行动委员会，顾作霖为书记；任弼时参加委员会，并为省委起草一通告。

※1931年11月1日—5日  在江西瑞金叶坪出席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会议检查总结工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红军问题、苏区工会和青年团工作等决议案。根据五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关于中央局或分局成员“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及大会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的规定，大会对苏区中央局成员没有进行选举。由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党，“最先决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下，“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最高限度地提高各级党部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保证党和阶级的领导“绝对不是由共产党专政来包办一切”，共产党在政权中应“经过无产阶级成分和自己的党员来负起领导的责任”。决议案贯彻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认为苏区党组织在四中全会后，“逐渐脱离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而走上了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但是，现时“极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忽视基本理论教育，“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等。《决议》强调在全党的工作彻底转变过程中，“必须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与说服”，在深入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党内教育中，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但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肃反工作中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和以“肃反工作代替两条战线斗争”等。《决议》中的“狭隘经验论”，所指责的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和口号。

※1934年11月1日  和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联名致电周恩来，报告原红三军长期与中央断绝联系，肃反扩大化，政治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解散了整个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和一切政治组织”，最近开始恢复，但“连队还没有党的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支部”，师、团政委工作能力很弱；指导员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建议：“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另从红六军团调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记，设法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并迅速普遍地建立党支部。

※1935年11月1日  张国焘以朱、张名义电任弼时、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并转徐海东、刘志丹：要红二、红六军团及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详报情况，“反对继续逃跑”。并告任弼时：“你们现地区很重要，应坚决在现地区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

※1943年11月1日—12月上旬  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党史的会议。

※1944年11月1日  九时四十分，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由王震陪同检阅即将出发的南下部队并发表讲话。指出：你们到南方去，要画一张红色地图。

※1947年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由于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野战部队要脱离原解放区驻地深入蒋管区作战，为了解决这些野战军的供给问题，中共中央特作如下规定：(一)凡进入蒋管区之作战部队，“不仅粮食应当取给于当地，弹药取之于敌人，而且要就地解决被服、菜金等办公用费。人员补充除争取俘虏外，还得努力就地扩兵。总之要有一切不靠原来区域之决心”。原所属区应当尽力所能“来补助出征部队”一时无法解决的必需品，如通讯器材、医药、炮弹、手榴弹等。(二)在主力部队出动不远且与老区完全联在一起的地区，“出动部队的供给仍由原区统一筹划”。(三)新开辟区与老区尚能联接之地区，“则可扩充老区货币流通范围”；新老区隔距很远而新区已创造成游击根据地者，“则可建立银行发行纸币”。(四)出征部队进入新区以后，部队首长和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一开始就注意去建立财经工作，要规定严格的财政供给制度，否则是很容易发生浪费财力物力以致于后来遭遇严重困难，甚至被迫要放弃已经取得的阵地。(五)甲战略区部队到乙战略区作战时，“原则是应由乙战略区负责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