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 9月12日

※1929年9月12日  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全体常委会议。向忠发到会指导。会议决定，十一月十八日召开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五人。为筹备大会，成立政治、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军运、妇女及共青团工作等八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以李维汉为书记；组织委员会以康生为书记；宣传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书记；农民运动委员会以陈云为书记；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徐锡根为书记；军事委员会以李富春为书记；共青团、妇女运动委员会分别由顾作霖、徐大妹为书记。任弼时还参加政治委员会和共青团、妇女运动工作委员会为委员。在讨论反对派在基层活动问题时，任弼时指出：反对派和机会主义派否定“五卅”以来的斗争，在下层散布取消主义观点，应马上解决。李维汉认为彭述之事实上是反党领袖，应予以组织制裁。向忠发说，如他不肯转变，事实上已脱离党走到资产阶级方面，应毫不客气地开除出党。会议还讨论了李维汉准备在第二次省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任弼时发言提出，工联会的工作应单列一条，主要内容是：第一，要充分利用公开路线；第二，要在工联会之下建立群众组织；第三，各级党委要帮助工联会开展工作；第四，要吸收非党的同志参加工联会工作，防止脱离群众。政治报告还应指出反对派在江苏的活动，以唤起注意。

※1936年9月12日  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红二方面军指挥部随中纵队到洮坪。

※1941年9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二十年党的历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真正的理论家，“那就是能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能从经验中找出发展的规律而灵活的运用”，是“善于以理论为武器，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正确的决定斗争政策”，而不是空谈死背教条公式。六届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二年一月到遵义会议时期，是更完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占统治时期”，造成“更严重的路线错误和严重的恶果”。占据领导地位的主观教条主义者，以“更高明些的教条击败了不高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他们更肆无忌惮的发挥其小资产阶级空想革命的主观主义，同时又以宗派主义来保持他那主观主义的空想革命的进行”；他们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不真正愿意与群众实际生活接触；否认过去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打击不合于自己的异己者；他们规定一些东西要人家执行，而自己并不一定遵守和执行，“甚至在最危急时而悲观而动摇”。他强调：中心问题在于看问题的方法，把理论与实际融合起来。并提出，对于毫无社会经验和常识的人，没有经过实际下层斗争锻炼的人，“去参加一些下层工作锻炼是必要的”。他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947年9月12日  致电董必武，答复其九日来电询问有关经费开支事项：土地会议代表回去路费，中央工委、后委各部门订购书报以及工委各部门必需的业务经费，包括几个电台必须的业务经费在内，请董老审查批准后，由各区解款中开支。军委三局购置的电台材料所需的晋察冀钞二亿元，请先查明该项材料是为三局购置的，还是中央工委电台所需的及购置材料的内容后电告，以便与三局王诤处商决。同日，致电王诤：委托中工委在平津购买的电台材料，如系三局所需，请先将预算电告中央。